专业股票配资公司众多传闻不过是未经证实的流言蜚语

自1966年9月至1967年4月，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担任职务。期间，我与禹福春、郑钧亭两位同仁一同被派往南京记者组，负责搜集并了解当地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情况。在那段日子里，我有幸亲眼见证了周恩来总理处理南京问题的全过程。在记者站工作的期间，我有幸四次被周总理亲自召见，向他当面汇报工作情况。周总理那昼夜辛勤、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以及他那和蔼可亲、高尚的品质，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时至今日，依旧难以忘怀。

南京发生“一三事件”。

1966年九月底，经过一段集中的培训，我们被派往南京执行任务。为了迅速掌握当地文化大革命的动态，以便有效开展工作，我们安顿好华东饭店的住宿后，当晚便前往南京市委查看大字报。那个时代，军人的日常和工作中通常都穿着军装，而我们作为《解放军报》的记者，也是身着军装外出。然而，按照中央指示，军队不得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严禁官兵上街观看大字报，也不得参与地方造反活动；军队的“四大”运动仅限于军队院校和文艺团体。至于军队介入“文革”的“三支两军”行动，则是之后的事情。因此，当三个身着军装的我们在南京市委的大字报专栏前出现时，引起了警卫战士的注意，他们立即对我们的行为表示怀疑。我们被要求解释为何军人会违反规定上街看大字报。一时间，我们难以解释清楚，只能告诉他们需要向上级汇报，或者直接联系南京军区的许世友司令员和杜平政委。警卫战士随即向上级汇报了情况。不久，一位团级领导来到现场，并礼貌地请我们稍作等待。后来我们了解到，他们确实逐级向上请示，直至南京军区领导。最终得到的回复是：这三位同志的行动不受限制，今后不得干预他们的类似活动。于是，警卫战士礼貌地放行了我们。

随后，遵循中央当时的指示，我们得以列席省委常委会，与省委的领导同志们日渐熟络。我们一方面与省委领导密切交流，另一方面积极拓展与各群众组织的广泛联系。每当听闻有武斗事件或重大活动发生，我们便会不分昼夜，立即驾车赶往现场进行采访。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迅速而深入地掌握了当地文化大革命的全貌。

1966年岁末，中央文革记者站下令各驻外记者悉数返回京城，以便参与集体培训。紧接着，南京城发生了那起令人震惊的“一三事件”。

所谓“一·三事件”，源于南京“红总”造反派首领提出脱离生产投身革命，进而煽动部分工人与民众，前往浦口火车站拦截列车，意图乘坐火车进京觐见毛主席，并要求中央支持他们前往各地“闹革命”。然而，中央并未认同“红总”的做法，下令南京军区迅速行动，赶赴浦口接应人员，并就地开展“抓革命、促生产”的活动。南京军区遵照中央的指示，派出了一支指战员队伍和大量大卡车，将这些人员接至江苏饭店。然而，“红总”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在少数人的煽动下，部分人将江苏饭店砸毁。一时间，社会上纷纷传闻，解放军与工人、群众之间爆发了流血冲突，死伤众多，局势顿时变得紧张严峻。

搭“子爵”号返宁查真相

在1967年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中央领导正在北京举行重要会议。消息传来，南京发生了一场被称为“一·三事件”的动荡，周恩来总理闻讯后，心情沉重，他立刻指示在北京参会的江苏省委领导立刻返宁，并亲自派遣“子爵”号专机以确保他们能够迅速归队。在同一时间，记者站亦通知了我与郑钧亭，要求我们陪同江苏省委的领导同志一同返回南京，共同参与对这一严重“流血事件”的调查与处理。

翌日清晨，我们急匆匆地抵达了机场。然而，机舱内却显得格外空旷，仅余四名乘客：江苏省委书记彭冲、许家屯，以及我们两名记者。

飞机降落在南京，我迅速联络上“红总”的造反派成员。他们的情绪颇为激动，对我直言“一·三事件”的严重性，声称已有众多无辜者命丧黄泉，这是阶级敌人对革命造反派的残酷报复。他们恳请作为“中央文革记者”的我，务必站在他们这边，向中央领导如实汇报情况，绝不能让人民群众的鲜血徒流，务必给予革命造反派坚定的支持。他们强烈要求严惩那些反革命的杀人凶手，坚信血债必须以血来偿！

彼时，造反派将事态渲染得极为严重，他们还带我们亲临现场进行指认。他们时而声称某处有人被残忍杀害，时而断言另一地有人被推下高楼，命丧黄泉。现场有血迹斑斑，残骸散落，均指称是“八二七”对立派所为。然而，当我们深入调查，却发现并无一具尸体。我们一连走访了数处造反派所称的有人丧生的地点，却始终未能找到任何死亡证据。

获悉记者重返南京，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特地前往华东饭店探望我们。他腿脚不便，步履略显蹒跚。那天，他身披军大衣，拖着略显残疾的腿脚，吃力地攀爬至四楼。江苏地区发生的严重打砸抢事件让他连续数日无法安眠，双目因熬夜而布满血丝，显得格外通红。

江渭清一见我，便快步走来，语气急切地说：“邢记者，你可一定要把调查做细致，如实向中央汇报！切莫轻信片面之词，务必以证据为准绳，切勿盲目跟风，更不能轻信传言。究竟有多少人遇难，你必须彻底查明！我难以置信，怎么会死那么多人！”

我对江渭清同志言道：“经我详尽调查，‘一·三事件’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我走遍各处，均未发现任何遗体，众多传闻不过是未经证实的流言蜚语，相互传抄而成。江书记请放宽心，我们必定会妥善处理此事。”江渭清同志听闻此言，脸上露出稍许的安心神色。

很快，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向我提出疑问：“你说，这么多人不从事生产，不去劳动，却偏要进京掀起革命浪潮，我们是不是可以不派遣军队应对？”彼时，许世友对文革期间诸多行为持批评态度，直言不讳，该批评的便批评，该怒斥的便怒斥。

初次应周总理之邀，就江苏“一·二六”夺权事宜进行汇报。

不久之后，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江苏地区的部分造反派纷纷召开会议，积极筹备，意图效法上海，夺取江苏省委的领导权。在经过多次会议的深入研讨后，他们最终决定于1967年1月26日深夜发起行动，这一事件被世人称为“一二六夺权”行动。

在夺权行动展开之前，我早已掌握了行动的具体时间。依照中央的指示，夺权区域必须执行革命造反派间的“大联合”，新成立的政权必须实行“三结合”原则，确保领导干部、革命群众和军队代表均有参与。但据我所了解，此次夺权主要由“红总”一方的造反派主导，他们将江苏地区其他造反派组织如“八二七”、“东方红”等排除在外。曾有一次，他们邀请我参与讨论夺权事宜的会议，我注意到他们主要精力集中在确定夺权日期、形式，以及夺权后公告的发布和争取中央认可等问题上。而对于如何实现造反派间的联合，如何团结各方力量推动革命、促进生产、稳定江苏局势等问题，他们却显得不感兴趣。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一种排斥其他造反派组织，旨在实现单方面夺权和掌握权力的行为。对于他们的这种做法，我持有保留意见。

1月26日午夜时分，一场“夺权”的风暴悄然拉开帷幕。造反派们提前通过电话，向南京军区发出请求，希望调动一个营的兵力，以保障他们夺权行动的安全。为了支持革命的“左”翼力量，南京军区在上级的批准下，派出部队对夺权行动给予了保护。这一举措，遂成为“夺权派”手中的一大政治筹码。

“夺权派”将江苏省委中13级及以上级别老干部集中拘押于一间宽敞的房间内，并对省委相关部门实施查封，将所有公章集中收集，装入一个大袋子中。

这场单方面的夺权举动，迅速激起了造反势力的强烈反对。翌日，南京城内大街小巷充斥着截然对立的标语、漫画、大字报。一方宣称“一二六夺权”极为有利，因此被称作“好派”；而未参与夺权的“八二七”和“东方红”造反组织则嗤之以鼻，认为“一二六夺权”毫无是处，因此被称为“屁派”。在南京街头，他们张贴了一幅讽刺漫画——画面中，“红总”一派的人物背负着一个装满公章的袋子。

二月之中，“夺权派”成立了“汇报团”，赴京向中央汇报夺权进展，旨在争取中央对新政权的认可与支持。抵达北京后，他们暂居于西苑旅社。与此同时，“反对派”亦组建了“告状团”，抵达京城，暂住于煤炭部招待所。在向周恩来总理及“中央文革”汇报时，双方均表示，《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对各自的情况已有了解。

闻悉此情，周总理立刻下令，要求《解放军报》的邢文举即刻赴京进行汇报。不久，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致电告知：“我刚刚接到周总理的通知，要求你即刻启程前往北京。我已经为您安排了军区的伊尔-14飞机，确保您明天上午能够顺利抵达。”

抵达北京后，我在西苑旅社安置了住处，随即接到记者站的电话，告知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将接见我，以便亲自听取江苏省的相关工作汇报。我如约前往中南海，谭震林副总理居住的四合院。在他的办公室内，我向他详细汇报了江苏省“夺权”行动的不成熟之处。指出“夺权”一方排斥“八二七”等革命造反派参与，所谓的“夺权”实质上只是争夺公章。随后，我结合所见所闻，对江苏省“夺权”前后的情况进行了全面汇报。我的结论是，此次“夺权”既未实现“大联合”，也未做到“三结合”，与中央关于“夺权”的指导要求不符。谭震林副总理听后，愤然跺脚，连声质问：“这是什么‘夺权’！这是什么‘夺权’！”他随即指示我：“你立刻将刚才所述情况写成材料，上报给周总理。”遵照他的指示，我迅速撰写了一份简报，篇幅三四页，呈交给了他。

夜幕低垂，我再次收到了记者站的来电通知，得知周总理将于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听取我的汇报。在此之前，周总理先行会见了江苏省委的领导层，并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我依稀记得，与会者包括江苏省委常务书记陈光、省委书记李士英、鲍厚昌，以及杜方平、高啸平等同志。我先行在隔壁的房间内等候，直至深夜十点多，工作人员才前来告知，周总理已等候于江苏厅，命我即刻前往。

踏入江苏厅，服务员为我推开了大门。我于门口肃立，面向周总理，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记忆中，周总理一见我步入，便迅速从沙发上起身，步履矫健地跨前五六步，在我尚未完全放下敬礼之手时，便热情地紧紧握住了我的手。那一刻，我对这位老人的敬意油然而生。我未曾料想，总理对我这样一个平凡的部队干部、当时的记者站成员，竟能给予如此尊重与热情，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随后，他老人家用对待晚辈和熟人的亲切态度，握着我的手，邀请我和他并坐在沙发上。

落座之后，周总理手持我撰写的报告，对身旁的江苏省委领导们严肃指出：“你们看，这竟被称为‘夺权’，怎能如此处理派系问题？我们必须促进‘大联合’，实现‘三结合’！”言辞间，他不住地跺脚，表情显得极为严肃。

务必汲取“夺权”事件的教训，返程后全力解决江苏省存在的问题。

江苏省委领导离去之后，周总理特地把我留下，就那份我撰写的情况报告，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询问，直至深夜两点多钟方才结束。分别之际，周总理关切地询问了我的单位、年龄以及个人经历，我逐一予以回答。四十余载光阴流转，但总理那时的音容笑貌，依旧清晰如绘，仿佛就在昨天。

周总理两次询我江苏问题。

翌日，谭震林副总理再度邀请我至他的中南海住所办公室。谭副总理询我意见，关于是否可以考虑让江渭清重返工作岗位，以及江苏地区的造反派及民众是否能够接受这一变动。

首次遭遇中央首长就人事问题向记者征询意见，我一时竟不知如何作答，这或许正是那个“文革”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所致。“文革”时期，局势变幻莫测，中央领导身处异地，省委和省政府的工作部门几乎陷入瘫痪，诸多情况模糊不清，而来自一线的记者所提供的意见，或许能起到一定的参考价值。

思虑再三，我只能将我的观点直言不讳地陈述。我表示，若此刻便让江渭清书记复出主持工作，恐怕阻力重重。在江苏，无论是“好派”抑或“屁派”，都将江渭清视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江苏的代表。即便中央有心庇护江渭清，目前的造反派与革命群众亦难以接受。因此，我建议中央领导最好能再次与江苏省的两派进行沟通，征询他们的意见后作出决定。谭副总理听后似乎陷入了沉思，既未点头，亦未摇头。然而，后来我得知，他确实与江苏两派进行了意见征询，但双方造反派均坚决反对江渭清复出工作。

两天后，记者站领导传来了消息，周总理将再次召见我进行汇报。翌日清晨，我乘坐记者站派来的车辆抵达中南海西门，随后转乘专车，直接驶向周总理居住的西花厅。

约莫两三分钟光景，周总理手中紧握着一摞卷宗，步履从容地自另一室踏入。我迅速行礼致敬。总理上前，与我热情握手，微笑着说道：“请坐，请坐。”言罢，我们便在铺有绿绒毯的长桌两端相对而坐。一番寒暄之后，周总理便让我详尽地描述江苏省委老干部在“文革”期间的表现，询问我对他们的印象，并特别叮嘱我要畅所欲言。

据此，我凭借日常的观察与记忆，向周总理逐一述说。在此过程中，周总理不时审阅秘书递来的紧急文件。他思维敏锐，一边倾听我的汇报，一边对那些急件进行批示。我注意到，他身旁的工作人员趁机轻声对我耳语，建议我汇报内容应尽量简练。随后，那位工作人员还站在总理背后，用眼神暗示我。于是，我尽量以简洁的语言表达，甚至一度暂停发言。然而，每当此时，总理便会抬头望向我，示意我继续陈述，并详细询问诸多细节，使得汇报不得不一再延长。

在我向周总理汇报了江苏省委领导的情况之后，他接着询问了江苏两大造反派的具体状况。他好奇地询问我，为何这两派难以实现联合？问题核心究竟在哪里？接下来应如何促成它们的联合？

我指出，“红总”与“八二七”之间的对立情绪极为激烈，短期内实现双方的广泛联合，恐怕难以如愿。尽管如此，双方并非完全不可调和，加入“红总”的成员并非个个激进，而“八二七”的参与者也并非全然温和。总体来看，“八二七”的群众基础较为广泛，他们注重政策，参与武斗的情况相对较少……

周总理再次嘱托我探讨江苏如何推进革命大联合，如何通过革命推动生产发展，以及如何维护社会稳定等关键议题。我提出，中央应与“八二七”运动的领导层进行深入交流，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鉴于“红总”夺取权力后，“八二七”的造反派及群众情绪高涨，我有所耳闻，周总理确实已与“八二七”的领导进行了沟通。

随后，我遵照周总理的指示，详尽地阐述了“八二七”派负责人的一些信息。在听取我的汇报过程中，周总理不时地望向我，偶尔点头，显示出他对情况的了解。此外，他还关切地询问了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动态。总理质疑道，为何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进度如此缓慢，时而停工？我解释称，由于南京地区的工程二处和四处分别从桥梁的两端进行施工，加之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以及两单位间的矛盾，严重阻碍了施工进度，导致工期不断推迟。

我的汇报从早上8点出头开始，持续至中午12点过，整整超过4个小时，这无疑是我向周总理汇报时间最长的一次经历。记忆犹新的是，整个上午，周总理未曾稍作休息，连一口水都未曾品尝。

数日后，周总理的办公室传来了通知，邀请我再度前往西花厅，以便向总理进行第三次的工作情况汇报。

在周总理的这次短暂接见中，他提到江苏的问题似乎短期内难以克服。他询问，若确实有必要，是否考虑在全省实施军事管理。从你的记者视角来看，你认为南京军区哪位领导出面处理此事更为适宜？

在处理人事事宜时，我深感迷茫，不知如何作答。然而，总理的真挚询问又让我无法回避。我心忖，按理，许世友司令员或许能胜任军管会主任一职，但鉴于许司令员身为武将，文化素养有限，加之性情急躁，恐怕难以妥善应对“文革”中的种种复杂局面。于是，我向周总理坦诚道来，指出许司令员虽为军事干部，但在处理复杂问题时，面对造反派及群众，有时难免显得急躁。我个人认为，杜平政委似乎更为合适。他政治经验丰富，对待造反派工作极具耐心，性格温和，擅长处理棘手问题，既能赢得人心，又能稳定江苏的局势。

迫于“中央文革”的压力向总理说了一次假话

在一个深夜，距离周总理第三次接见我十数日之后，记者站的领导突然将我从沉睡中唤醒，带我至他的办公室。此刻，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和戚本禹两位同志已经在那里静候。

“是周恩来总理命我前来北京，向他及谭副总理汇报有关江苏‘夺权’事宜。”

“今后，江苏的事宜无需再向他们通报，江苏的问题我们自行承担。”

听闻戚本禹的言论，我深感震惊。他所提及的“我们”，显然并非指向周恩来总理与谭震林副总理。他将“中央文革”与周总理区分成“他们”与“我们”，让我一时间难以理解其意。

“总理亲自邀我前来汇报，我乘坐许世友司令员所派专机抵达京城。在北京期间的所有活动，均由记者站负责安排。至于在中南海与人民大会堂接受谭震林副总理及周总理的接见，记者站的领导们均有所了解。”我的立场非常清晰：作为一名党员，周总理和谭副总理命我汇报工作，我自当恪尽职守，忠实执行。

听我如此陈述，王力和戚本禹便未再发表意见。我遂离办公室返回宿舍，刚躺下片刻，便又被站领导唤醒，告知我：“中央文革”的领导指派你即刻寻找高啸平，火速前往钓鱼台8号楼康生住所，那里有一项紧急任务等着你去执行。务必迅速行动！

我立刻驱车前往高啸平（时任江苏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的住所，与他汇合后，我们一同赶往钓鱼台8号楼的康生府邸。一位引导者将我们引入一间宽敞的会议室。此时，“中央文革”的几位成员似乎已经在此等候了一段时间。我依稀记得，当时与会者包括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以及戚本禹等人。

在会议室的长桌旁，我与高啸平并肩落座，随即会议拉开序幕。首先，高啸平被要求陈述情况。在他汇报的过程中，戚本禹打断并指示：“从今往后，江苏的问题将由我们接管，你们记者今后需直接向我们汇报。你听明白了吗？”我无奈地颔首，回应道：“我们愿意汇报，但请问具体应如何汇报？”戚本禹回答：“若你们记者掌握情况，可直接拨打‘中央文革’的电话，今后无需再向他们汇报！”尽管他没有明确指出“他们”具体是谁，但我已领会了他的意图。

高啸平重新开始了他的汇报。此刻，江青瞥了我一眼，随即下令：“邢文举，你负责记录，站在那里做什么？”我立刻不敢有丝毫懈怠，迅速拿出笔和纸。在记录高啸平的汇报过程中，江青并未安坐不动地聆听，她时而起身踱步，时而饮水服药，时而又转身走到我的身后，检查我的记录。每当她走到我身后，我都紧张得几乎不敢呼吸。

汇报一结束，现场立刻陷入了热烈的讨论之中。有人焦急地说：“情况显然已变得严峻，我们必须立刻保护好高啸平他们！”另有人强调：“高啸平可是重要的活证，绝不能让他遭遇任何不测！”还有声音提出：“他们现在的住处不安全，必须马上进行转移！”就在这时，有人喊道：“现在连车都找不到了，邢文举和高啸平的车子已经开回去了。”话音刚落，陈伯达便用他那浓重的福建乡音大声呼喊：“用我的车！用我的车！”戚本禹接着说：“我看最好是将他们转移到北京航空学院。”众人纷纷同意他的看法，他迅速写下一张便条交给我，上面写着：“转告泽东、韩爱晶：请将江苏的这些同志留在北航进行保护。”

我们便乘坐陈伯达所驾之车，当晚便紧急前往反“夺权派”的“控告团”驻地。那里聚集了二十余人，众人逐一将被召集者唤醒，随后他们被安置于南京运来的一辆大型客车上。在陈伯达司机的引领下，我们迅速抵达了北京航空学院。我指示学院值班人员寻找到学院的造反派负责人泽东，并呈上了戚本禹所撰写的条子。很快，高啸平与江苏“告状团”成员便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实在不知。”话音刚落，我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失言，却已无法收回，只得硬着头皮，佯装对情况一无所知。

此事，使我终身懊悔不已。然而，在当时的境遇中，我亦面临重重困境。若我向宋皋揭露真相，告知江苏那些人的藏身之地，“中央文革”的成员必定会追究我的“泄密”之罪，届时我恐怕将面临极大的灾难，难以逃脱罪责的追责。接到这个电话时，我内心充满了慌乱，六神无主，仿佛魂不守舍。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未如我所预想的那么糟糕。随后，周总理的办公室似乎通过某种途径，意外地找到了那位位于北航的“告状团”成员，而他们并未对我参与那场夜间的江苏“告状团”转移行动进行追查。

数日之后，周总理与“中央文革”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从各地返回京城参加集训的记者团成员，我亦荣幸地参与其中。会议期间，主要由“中央文革”成员发表讲话，王力亦位列主席台之上。他特意让人递给我一张亲手书写的便条。便条上的字迹遒劲有力，以铅笔书写，并选用的是人民大会堂专用的便笺。便条上写道：“邢文举同志：请你向总理详细汇报江苏的情况。”我记忆犹新，便条中“举”字采用繁体书写。目睹王力的这封便条，我顿悟：今后江苏的问题，我仍需向周总理汇报。我推测，中央依然将江苏问题交由周总理处理，否则王力不会特地给我写下这张便条。

事后的事实表明，中央并未认可江苏所进行的“一二六”夺权事件，江苏省革委会的成立直至1968年3月方告完成。

周总理在上海第四次会议听取汇报

《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不受欢迎！而“屁派”则称：《解放军报》记者邢文举，是坚定的革命左翼！我们与邢文举永结同心，并肩作战，共赴胜利！诸如此类。

1967年4月底，记者站的领导来电告知：“王力同志已决定，派遣你前往上海，以增强当地的力量。”随即，我告别了南京的记者团队，踏上了前往上海的征程。同年夏日，周总理亲自陪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及其夫人莅临上海。记者组委派我前往机场迎接并负责采访工作。往常，上海市委召开的所有重要会议，几乎都有“中央文革记者”的身影。总理莅临上海，我们自是必须亲自出席。

“这位是《解放军报》的记者邢文举。”周总理一边与我热情握手，一边亲切回应：“我已有所了解，我们曾在北京见过面。”言罢，他举起酒杯与我碰杯共饮。

翌日晚间，周总理便紧急召我至他下榻的宾馆，命我向他汇报上海的最新动态。在此之前，我从徐景贤处得知，周总理已要求上海市的领导层先行进行了一次汇报。

周总理深切关怀上海在革命与生产方面的进展，特地指示我向他详细汇报上海各方面的情况。在汇报中，我重点阐述了上海仪表局工人如何将革命与生产相结合，以及上海造反派“工总司”的活动状况。我当时的看法是，“工总司”有能力稳定上海的局势。此外，我还向周总理汇报了上海市青浦地区发生的武斗事件。我指出，当地农民对红卫兵小将的行为感到困惑，部分农民甚至反对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手持铁棍，见到前来造反的红卫兵便予以打击。为了平息武斗，我前往当地人民武装部商讨对策，决定派遣人员分别做红卫兵和农民的工作，竭尽所能，最终成功地将对峙双方撤离。然而，后来听说农民并未就此罢休，声称要进城，与红卫兵清算。为此，“工总司”的头目王洪文等人派出大量汽车和工人，才最终平息了这场事件。

周总理闻言，便言道：“农民与红卫兵之间的矛盾，乃新出现之问题，务必认真对待，从中汲取教训。须教育农民，使之与红卫兵和谐共处。”那日，我向周总理汇报直至深夜，期间秘书屡次递来急件，请求总理批示。当周总理审阅卡翁达访问上海的新闻稿时，秘书趁机贴近我耳畔，轻声提醒：“请您汇报时尽量简洁。”因此，我在汇报情况时力求言简意赅。然而，周总理依旧如同往昔，不断提出问题，要求我逐一作答，并希望我尽可能地提供详细信息。汇报结束后，周总理又询问我：“对于江苏的情况，您是否有所了解？”我回答道：“自调至上海后，我对江苏的情况了解不多。”

“总理您远行，我们怎能不表达敬意？”周总理再次开口：“你们日常工作繁重，我之前已言明，不愿你们前来。”

众人挥别周总理。目送他踏上舷梯，步态中特有的外八字步依旧，却比往昔略显蹒跚，不复一年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时那般矫健敏捷。“文革”时期，作为新中国的掌舵人，他在政治上遭受重创，被排挤，承受着无尽的委屈，日夜操劳，身心俱疲。这竟成了我最后一次目睹他老人家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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