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印象里，毛泽东一生简朴，不爱钱财，甚至对谈论金钱也鲜有兴趣。然而，纵观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岁月，这位领袖却曾三度面临严峻的财政困境。
为了突破这些难关，他不得不向外界，甚至向个人伸出援手。这些不为人知的“借款”往事，并非简单地缓解一时困顿。
它们更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革命征途中，那份超越物质、深植于理想共鸣与无私奉献的精神力量。这些关键的资助，每一笔都带着独特的故事。
它们揭示了不同出借人，面对革命需求时，所展现出的非凡胸襟与坚定信念。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究这些关键“借款”背后的故事。
这些故事将展现那份超越金钱、最终铸就革命脊梁的深厚情谊与战略互助。
育才大业，章士钊的无私
时光回溯到1920年，一股寻求救国之路的思潮正在中华大地上激荡。青年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留学海外，尤其是赴法勤工俭学，成为许多有志青年投身救国的重要途径。
项目旨在为中国培养急需的人才，李石曾、蔡元培等人便是早期的发起者。彼时，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也在积极筹备湖南部分学生的赴法事宜。
然而，一项巨大的困境摆在眼前：资金短缺。毛泽东在北京四处奔波，筹款却步履维艰，他仅靠着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微薄工资，远远无法满足需求。
大多数学生都出身贫苦，根本无力支付高昂的费用。每人500至600元的住宿费，加上300多名学生，资金缺口达到了一个令人咋舌的数字。
面对这燃眉之急，毛泽东想到了他的病重恩师杨昌济先生，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深知毛泽东与蔡和森的才华与抱负，他毫不犹豫地向挚友章士钊力荐。
杨昌济称毛泽东和蔡和森为“家中大才，大有前途”，并明确指出“救国要靠二子”。他认为，这两位青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
章士钊，这位杨昌济在英国阿伯丁大学的同窗，身份显赫。他曾担任北洋政府秘书长、国会议员，也是北大教授。
他与蔡元培、陈独秀等文化名人交好，甚至曾推荐杨昌济到北大任职。当毛泽东亲赴上海拜访章士钊时，章士钊见到恩师的举荐，又深为毛泽东的学识所折服。
他二话不说，当即就答应了这笔资助。章士钊本人也并非宽裕，但他仍专门在上海各行各业的朋友中募集。
最终他筹集到了整整2万银元。尽管毛泽东实际所需的资金没有这么多，章士钊却分文不留地将全部款项交给了他。
毛泽东为此特意打下欠条，承诺待革命胜利后如数奉还。章士钊接过欠条，却未将此事放在心上，他将这笔资助视为自己对革命事业的一份心意。
这笔慷慨的资助，意义深远。它直接促成了周恩来、聂荣臻、陈毅、李富春、蔡和森等一大批有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
这些年轻人在异国他乡接受了思想的洗礼，最终成长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这笔钱，成为革命人才培养的基石。
数十年过去，这段往事似乎已被历史尘封。直到1964年，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当时担任毛泽东的英文老师——聊天时，他突然提起。
他清晰地回忆起这笔2万银元旧债。章含之回家询问父亲，章士钊却坦然表示，无需偿还。
章士钊认为，这笔钱是社会各界对大家的抚养，且毛主席也从未将此款用于私人用途。这体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纯粹的支持态度。
然而，毛泽东对此却异常坚持。他表示，这笔款项是对章士钊多年来为革命和国家所做贡献的感谢，或可视为一种补贴、一种“利息”。
他更深一层地解释：“这钱本来是我自己的，是人民出的，现在应该还人民。”从1964年起，毛泽东每年春节后，都会从个人稿费中拿出2000元送给章士钊。
这一举动持续了整整10年，直到2万“债务”名义上还清。然而，毛泽东并未停止。
考虑到章士钊对国家的贡献以及他晚年的生活需求，他仍以“利息”的名义，每年继续送去2000元，直至章士钊先生逝世。韶山纪念馆至今还保留着毛泽东“还钱”的详细费用表。
这份记录不仅是金钱的往来，更是超越了借贷关系的一种感恩与敬意，是革命情谊的生动体现。
绝境逢生，宋庆龄的秘密驰援
时间来到1936年11月，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卓绝的长征，终于抵达了陕北。然而，部队人数已从最初的8万余人锐减至不足8000人。
陕北地处偏僻，贫瘠落后，部队不仅面临着温饱问题，还急需大量资源补充发展。此时，与东北军的战事虽然暂时停歇，但严峻的经济困难却如影随形。
根据后勤部门的报告，中央红军的财务状况已是捉襟见肘。账面上仅剩下1000多块大洋，而要渡过即将到来的严冬，以及维持部队的基本运转，至少需要2000到3000块大洋。
在这样的绝境中，毛泽东想到了我党的一位老朋友——宋庆龄女士。他深知宋庆龄的特殊身份以及她对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
毛泽东通过潘汉年写信，希望能向宋子文暂借5万美元。宋子文作为宋庆龄的胞弟，在国民政府中身居要职，素有“活财神”之称。
宋庆龄的身份非同寻常，她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同时也是一名秘密的共产党员，长期以来一直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着隐秘而重要的帮助。
然而，摆在宋庆龄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困境。彼时，她与宋子文早已因信仰和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分道扬镳，很难直接从胞弟那里获得借款。
但当宋庆龄看到毛泽东的亲笔求助信时，她深知这必定是十万火急的需要，同时也感受到了毛泽东对她莫大的信任。
面对革命事业的危急时刻，宋庆龄毅然决然地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取出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留下的全部抚恤金，那几乎是她当时全部的生活来源。
不仅如此，她还典押了自己在上海莫里哀路的唯一住所——那是孙中山留给她最后的念想。通过这种方式，宋庆龄最终凑足了5万美元的巨款。
她没有留下任何欠条，也没有向任何外人提起这笔资助，更未要求任何回报。这笔款项通过共产国际的渠道秘密送达毛泽东手中。
宋庆龄如此谨慎，是因为一旦她的秘密党员身份和对红军的资助被蒋介石当局知晓，她的人身安全将面临巨大威胁。
这笔5万美元的巨款，对于当时的红军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它帮助红军解决了燃眉之急的温饱问题，成功熬过了那个艰难的冬天。
这份资助，为革命火种的保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数月之后，毛泽东再次写信，表达了深深的感谢。
宋庆龄将此事深藏心中，守口如瓶，保守这个秘密长达数十年。直到近日，具体是2021年10月10日。
廖仲恺与何香凝的外孙女李湄向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捐赠了一批珍贵信件。其中一封是宋庆龄在1969年写给何香凝的信件。
何香凝在临终前将此信交给李湄。正是这封信中，宋庆龄首次提及了这笔秘密资助，世人才得以知晓这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早在1955年，在调查“潘汉年事件”时，潘汉年与宋庆龄的通信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信中，宋庆龄提到“那时我已与文子分道扬镳”、“那是我的生活费”。
毛泽东在阅读这些通信记录后，才真正得知宋庆龄为了筹措这笔款项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毛泽东再次向宋庆龄表达了深深的感谢，并亲切地称呼她为“好姐姐”。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初，国民党败局已定。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邀请宋庆龄赴北平，共商国是，并参加开国大典。
宋庆龄最初婉言谢绝，但周恩来亲自安排行程，邓颖超也亲自登门邀请。宋庆龄最终被他们的诚意所感动，欣然赴京。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等重要职务。毛泽东对她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
1981年，宋庆龄在弥留之际，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迅速批准了她的申请，并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崇高称号。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宋庆龄：“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一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好同志。”这份评价，无疑是对宋庆龄一生无私奉献的最好注脚。
雪中送炭，徐海东的深情厚谊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艰辛的长征，终于与红15军团在陕甘宁边区会师。然而，此时的中央红军部队仅剩不足8000人。
部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后勤部长杨至成向毛泽东报告，部队满打满算只剩下区区1000多块大洋。
而要渡过眼前的难关，至少需要2000到3000块大洋。面对严峻的现实，毛泽东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他决定向刚打完直罗镇战役、已抵达陕北几个月的红15军团借钱。虽然红15军团本身也面临困难，但相较于中央红军，他们的状况相对要好一些。
红15军团是由红25军扩编而来的。毛泽东亲自给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写了一张借条，请求借款2500块大洋，并让杨至成亲自送去。
徐海东，这位红15军团的军团长，此前从未与毛泽东谋面。当徐海东看到毛泽东亲笔写的借条时，他的内心却充满了不安。
他回想起两军会师时，自己的部队有棉衣穿，而中央领导同志却仍穿着单衣的情景。他为自己没有及时伸出援手而感到愧疚。
徐海东立刻询问了军团后勤部长查国祯，得知军团此时尚余7000块银元。徐海东当即作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
他斩钉截铁地命令查国祯给党中央送去5000块大洋，这比毛泽东请求的金额足足多了一倍。他要求本部队只留下2000块大洋。
查国祯听到这个命令，内心充满了顾虑。他精打细算，指出红15军团人数更多，即将到来的冬天还需要购置大量的冬装、药品。
他认为，7000块大洋本身就不够用，如果再给中央5000块，部队将难以为继。查国祯甚至含着泪，苦苦劝说徐海东收回成命。
然而，徐海东的态度异常坚定。他坚持认为，中央红军比他们更困难。
他斩钉截铁地表示，中央红军是革命的“种子”，是未来希望的所在，因此必须全力支持，不惜牺牲自身短期利益。
次日，查国祯便将5000块大洋送至党中央。这笔看似普通的款项，对于当时处于绝境的中央红军来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它帮助中央红军渡过了最艰难的经济难关，确保了部队的正常运转，为保存革命火种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毛泽东得知徐海东的慷慨相助后，深受感动。
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毛泽东时常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提起此事。他会感慨地说：“那时候，多亏了那5000块钱啊！”
毛泽东还亲切地称徐海东为“财神”。这份超越金钱的深厚情谊，也成为了红军内部团结互助、患难与共的佳话。
结语
这三段看似普通的借贷往事，远不止是简单的金钱交易。它们是中国革命征程中，战略远见、深层信任、无私牺牲与手足情谊的集中体现。
它们深刻揭示了在民族危亡和极端困境下，中国共产党人及其盟友如何超越物质藩篱。他们通过精神与道德的“资本”，共同铸就了革命的坚实根基。
这些“隐形账本”上的每一笔，都承载着救国救民的宏愿与百折不挠的信念。它们共同铺就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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