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新”与“旧”在新时代中国的乡村画卷上相遇,一场静默而深刻的变革正在发生。新青年干部,这群从高等学府走出、又扎根乡土的“新农人”,正站在时代赋予的独特坐标上——他们是古老农耕文明的解读者,更是现代乡村价值的重塑者。他们面临的,是千年村落肌理与现代发展逻辑的碰撞;他们书写的,是用“新”钥匙开启“旧”门锁的复兴篇章。
解锁“旧”资源,需先摒弃“旧”思维。乡村不是一张可以随意涂抹的白纸,其魅力恰恰在于世代累积的“旧”:古树祠堂的纹路、梯田阡陌的肌理、乡音民俗的韵律。新青年干部的第一课,是学会“考古式”的乡村阅读。毕业于城乡规划专业、现任某古村落驻村干部的李明,最初带着雄心勃勃的现代化改造方案进村,却在对村中一座清代风雨廊桥的深入探访中改变了认知。他放弃了大拆大建,转而组织村民修复廊桥,并以此为核心,融合本地非遗手工艺,打造“活态博物馆”,让游客在体验中完成消费。李明说:“真正的‘新’,不是覆盖‘旧’,而是让‘旧’在当代语境下重新言说。”这种从“改造对象”到“对话主体”的视角转换,正是新思维的核心——将乡村视为有生命、有记忆的文明有机体,发展是对其内在潜能的唤醒与接续。
破解“旧”困境,关键在导入“新”要素与重构“旧”网络。乡村的凋敝,常表现为优质要素的单向流出。新青年干部的破局点,在于成为要素回流的“导管”与本地网络的“织工”。搭建一个以数字技术为筋骨、以乡土信任为血脉的“新—旧”复合型网络。在这里,外部的资本、信息、技术得以有效导入,而内部的邻里信任、互助传统、地方性知识被转化为社会资本和市场信用。发展,因此成为内外要素在重构网络中的良性循环。
平衡“新”标准与“旧”逻辑,寻求包容性现代化之路。来自城市的青年干部,往往携带着效率、标准化等现代化指标。然而,乡村的运行有其独特的“旧”逻辑:基于人情的互助、基于季节的节奏。毕业于公共管理专业的赵磊,起初推行标准化合作社时遭遇阻力。赵磊没有强行取代,而是设计了一种“双层架构”:上层是符合市场规范的合作社,负责对外签订合约、统一标准;下层是若干传统的“家族生产单元”或“邻里互助组”,负责具体生产,内部结算保留一定灵活性。这一架构既满足了现代市场的合规要求,又尊重了乡土社会的内生秩序。它启示我们,乡村现代化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而应是在对话与调试中,创造出既能对接外部体系、又能涵养内部生命的“第三道路”。
涵养“新”心态,完成从“他者”到“我们”的身份蜕变。青年干部面临的终极挑战,或许不是环境之困,而是身份之惑。最初的他们,常常是带着使命感的“他者”。真正的扎根,意味着文化的融入与情感的归属。法学硕士孙悦,在长期与村民共处中,学会了听懂了方言背后的智慧,参与了村庄的节庆与议事,她的决策开始不自觉地带入“我们村”的视角。这种从“管理思维”到“家园意识”的转变,让她在推动土地流转时,能更细腻地设计出兼顾老人情感与子孙利益的方案。新青年干部的“新”,最终应体现为一种新型的“乡土性”——他们既保有开阔的现代视野,又能深度理解并共情乡土的价值与情感。他们是桥梁,更是催化剂,在“新”与“旧”的融合处,生长出乡村发展的内源性动力。
归根结底,新青年干部发展新乡村,是一场深刻的实践哲学。它要求这一代人,既要做技艺高超的“解码者”,破译古老土地的文明密码;更要做富有创见的“编码者”,用新时代的语言续写乡村史诗。当青年干部们能以谦卑之心阅读过去,以创新之智把握当下,以担当之志开拓未来,他们所点亮的,将不仅仅是一个个村庄的产业之光,更是一个古老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守护根脉、生生不息的精神之光。这条“以新解旧”的复兴之路,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最为生动的时代注脚。(曹毅硕)
天载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